走铁道登列车 “临时客运员”服务春运路******

　　(新春走基层)走铁道登列车 “临时客运员”服务春运路

　　中新网广州1月30日电 题：走铁道登列车 “临时客运员”服务春运路

　　作者 郭军 陆省省

　　回家的步履匆忙，述说着对团圆的渴望，返程的行李沉甸甸，带着亲人的期望。一年一度的春运路进入返程高峰，广铁集团广州工务段的一群年轻人，平时忙碌在铁道线上，为钢轨诊治病害，春运期间又变身“临时客运员”，倾情服务春运旅途。

　　按照广铁集团春运支援计划，广州工务段春节前负责东莞东至南充3个车组、广州东至梅州2个车组，共计160余人参加春运支援工作。节后负责深圳至岳阳2个车组，共计42人。

　　“我们每天都要按要求，学习工作流程及注意事项，比如开关车门、高低站台的区别、防爆、防火以及手持电子终端机验证客票等各项基础操作，把人身安全、规章制度、卫生管理、细节把控等各方面要求内化到日常值乘过程之中。”车组小组长曹时辉说。

　　据了解，该段领导不仅到站台上进行了动员，还多次到站台慰问支援人员，同时建立了工作群，时刻关注每个车组出发、到达情况。

　　参加此次支援春运工作的160余名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是“00后”。为了保障旅客的乘车安全，每个车组都成立了志愿突击小队，帮扶老、弱等重点旅客，让旅途充满温暖与关怀。

　　春节期间，广州东至梅州组的值乘人员还特地准备了窗花、灯笼，与旅客一起装饰车厢。“我们就是想让旅客感到像是‘回了家’，而不仅仅是‘上了车’。”支援此次春运的小组长曾帆荣说到，“春运支援是工作，也是一种新的体验，更是一部青春奋斗成长的阶梯”。

　　“00后”何佳颖说：“之前都是旅客身份，第一次以乘务人员的身份参与春运，的确有很不一样的体验，乘务工作也不是想的那么容易，里面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当然，我也会更努力地做好服务工作”。

　　东莞东至南充小组的颜啸，在1500多公里的值乘路上感慨颇多，他说车上的旅客一路上谈收获、谈工作、谈烦恼、谈爱情，有人欢喜，也有人落寞，有人平静，也有人激动，但谈及家乡和亲人，每个人眼中都有光。“作为一名临时客运员，能服务他们走完这趟旅途，我觉得很幸福。”(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